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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万张肖像照记录下4.2万次感动

时间:2020-05-22 08:02:05来源:北京日报作者:李俐

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拍摄的援鄂医护工作者肖像。季春红 摄

4月25日,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凯旋,他们告别了奋战66天的武汉,踏上回北京的列车。季春红 摄

最新出版的《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-19》画册封面,是一幅刚刚摘下口罩的援鄂医护工作者肖像。照片中,被口罩勒出的深深印痕和白衣天使坚毅的目光,令人久久凝视。

这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、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李舸带领团队,为全体援鄂医护工作者拍摄的4.2万余幅肖像之一。这项主题为“为天使造像”的摄影工程,用镜头向逆行者致敬,更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。而在李舸看来,“这不仅仅是4.2万多幅肖像,也是4.2万多个故事,更是4.2万多次感动。”

为了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出发

2月20日,正值战疫的攻坚阶段。当晚,李舸带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4人小分队,抵达了武汉。他们此行,是为了完成一项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就在一天前,李舸刚刚接到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任务,给驰援湖北的医护工作者每人拍摄一幅肖像照。

“我早就做好去武汉的准备了。”一个月前,李舸就已经向报社请战了,但他没想到,自己真正抵汉时肩负了双重任务,既要做好一线的采访工作,还要组织摄影力量,完成“为天使造像”这一意义重大的肖像摄影工程。“当时,援鄂的医护人员是3.3万人,后来陆续增加到4.2万人。这样一个任务,所有人都感觉不可能完成,只能是各尽所能,能拍多少算多少。”

抵汉当晚,他们迅速与湖北摄影家协会对接,又动员了在湖北采访的多家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摄影记者,加上前来支援的河南摄影小分队,很快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摄影团队。“至今,这些人没有一个跟我们谈回报或者补助,都是义务的。”谈到这支特殊的队伍,李舸很是感慨,“在武汉,唯一有自由活动特权的,就是摄影记者。”

李舸给团队定了两条基本的工作底线,一是不能因为拍摄干扰医护人员的正常治疗工作,二是绝对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。“因为拍照的瞬间是要摘口罩的,有不可预知的风险,所以即使在所谓的清洁区,也要尽量缩短拍照时间。”医护人员从病房交班出来后,吃饭前的空当,或是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,就是宝贵的拍摄时间。“有时好几个医疗队可能在同一时间下班,时间控制就得很严。”李舸计算过,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,真正摘下口罩拍摄时可能只有几秒钟。

刚开始的几天,摄影队一天要在医院里工作12个小时,防护用品只有口罩。“我当时特别担心,每天晚上睡不着觉,如果队员感染了,不光对他们的家人没法交代,对被拍摄的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风险。”后来,经过协调,摄影队得到允许进入医护人员驻地拍摄。“这时拍摄进度就快了,基本上一个摄影师一天就可以拍一支医疗队,大概100多人。”

拍下了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

在1998年抗洪抢险、2003年抗击非典、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一线,都曾有李舸忙碌采访的身影。但这一次初到武汉,他仍感到“非常恐慌”。“那时候北京也买不着口罩,酒精也带不上高铁,整个气氛非常紧张。到了武汉还是冬天,没有暖气,又不允许开空调,有的摄影师睡觉的时候,连衣服都不敢脱,也不敢洗澡,每个人都很恐惧。”慢慢地,随着拍摄进度逐渐明朗,防护装备补充齐备,这种恐慌感才逐渐消失。

17年前,李舸就主动请缨,进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非典重症病房待了十几天。这一次,他的感受又大有不同。“那时候没有移动互联网,信息传递非常困难。而现在一部手机就能直播,很多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自媒体。尤其是在病房里没有家人的陪伴,这部手机就相当于新冠疫情的特效药,对安抚患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”

李舸在采访中发现,很多医护人员都和患者加了微信,下班之后就利用休息时间,与患者及时沟通病情,有时一通电话就是几十分钟,也起到了心理医生的作用。而患者则拍下了很多医护人员在病房里的工作照,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。

拍肖像照时,不少医护人员都会主动向李舸展示自己手机里的照片,“他们常说的是,特别惦记某某床的患者。”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感动了李舸,他以“你是我最牵挂的人”为题,拍摄了一组医护人员展示手机相册的照片。这组照片发表后,有网友评论说,看到了新时代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。

“疫情结束之后,你最想做的是什么?”在同期拍摄的小视频中,李舸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。据他观察,在援鄂医护队伍中,80后、90后占到了70%,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,“他们回答的最多的就是想多陪陪家人,武汉的经历让他们更加体会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可贵。也有女孩会说,希望国家能给分配个男朋友,因为她们平时的工作很忙,确实没机会谈恋爱。”还有很多医护人员是第一次来武汉,大家都说,“特别希望疫情过后能够回到武汉,吃一次热干面,登一次黄鹤楼,看一看樱花和长江大桥,和一起拼过命的武汉‘战友’再聚一次。”

摄影史上无前例的壮举

刚开始,一些医护人员不理解摄影队的工作,对拍照也有抵触情绪。“因为大部分都是女同志,又都很年轻,就担心拍出来不好看,毕竟脸上都是伤,状态也很疲惫,不愿意拍,我们也尊重她们的个人意愿。”等到照片出来后,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“有人后悔没拍上,还让我们给补拍了。”

从2月21日到3月底,4.2万人的肖像拍摄工作基本完成,历时一个多月。仅李舸一人,就拍摄了13支医疗队,完成了2000多人的肖像照。为了便于后期整理存档,拍摄时,李舸还请每一位医护人员在一张A4纸上写下自己的单位、姓名。他把这些文字资料也细心地保留了下来,“这些签名是一套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,我们在回北京的时候装了好几箱子,下一步打算和国家博物馆合作,可能会放到展览中。”

4月25日,李舸和中国摄协小分队告别了奋战66天的武汉,踏上回北京的列车。回顾4.2万张肖像背后的故事,李舸感慨地说,这不仅是他工作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经历,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无前例的壮举。“摄影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紧密相关的,它是最真实的记录。肖像照是最朴素的艺术形式,它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物,还有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,甚至是精神状态。所以肖像看似简单,所赋予的那种内涵却是非常丰富的。”

在他看来,现在很多人过度追求照片的冲击力,或者是光线、构图的讲究。而他更希望通过质朴的表达,传递影像背后深层的精神力量,“让人静静地去看、去思考,这个可能更重要。”比如,《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-19》画册封面那张照片,用的就是原图,没有经过任何后期调色。“而这名护士眼神中传递出来的坚毅、淡定,非常具有代表性。”

“我们不是为了摄影而摄影,也不是为了出所谓的大片来到武汉的。”李舸谈到,抗日战争时期,即将冲上战场的敢死队员在明知相机里没有胶卷的情况下,仍然会让摄影师对着自己按下快门,“要的就是那种信仰的力量。”他告诉记者,对“为天使造像”摄影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来说,这次武汉之行不是一次采访,也不是一次艺术创作,更多的是一次生命的体验,是一次精神的升华。“这样的状况下,每一张照片都是好照片,尤其是对于医务人员个人来说,每一张都是他最难忘的纪念。”(李俐)



责任编辑王珍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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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万张肖像照记录下4.2万次感动

时间:2020-05-22 08:02:05

来源:北京日报

作者:李俐

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拍摄的援鄂医护工作者肖像。季春红 摄

4月25日,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凯旋,他们告别了奋战66天的武汉,踏上回北京的列车。季春红 摄

最新出版的《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-19》画册封面,是一幅刚刚摘下口罩的援鄂医护工作者肖像。照片中,被口罩勒出的深深印痕和白衣天使坚毅的目光,令人久久凝视。

这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、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李舸带领团队,为全体援鄂医护工作者拍摄的4.2万余幅肖像之一。这项主题为“为天使造像”的摄影工程,用镜头向逆行者致敬,更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。而在李舸看来,“这不仅仅是4.2万多幅肖像,也是4.2万多个故事,更是4.2万多次感动。”

为了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出发

2月20日,正值战疫的攻坚阶段。当晚,李舸带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4人小分队,抵达了武汉。他们此行,是为了完成一项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就在一天前,李舸刚刚接到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任务,给驰援湖北的医护工作者每人拍摄一幅肖像照。

“我早就做好去武汉的准备了。”一个月前,李舸就已经向报社请战了,但他没想到,自己真正抵汉时肩负了双重任务,既要做好一线的采访工作,还要组织摄影力量,完成“为天使造像”这一意义重大的肖像摄影工程。“当时,援鄂的医护人员是3.3万人,后来陆续增加到4.2万人。这样一个任务,所有人都感觉不可能完成,只能是各尽所能,能拍多少算多少。”

抵汉当晚,他们迅速与湖北摄影家协会对接,又动员了在湖北采访的多家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摄影记者,加上前来支援的河南摄影小分队,很快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摄影团队。“至今,这些人没有一个跟我们谈回报或者补助,都是义务的。”谈到这支特殊的队伍,李舸很是感慨,“在武汉,唯一有自由活动特权的,就是摄影记者。”

李舸给团队定了两条基本的工作底线,一是不能因为拍摄干扰医护人员的正常治疗工作,二是绝对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。“因为拍照的瞬间是要摘口罩的,有不可预知的风险,所以即使在所谓的清洁区,也要尽量缩短拍照时间。”医护人员从病房交班出来后,吃饭前的空当,或是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,就是宝贵的拍摄时间。“有时好几个医疗队可能在同一时间下班,时间控制就得很严。”李舸计算过,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,真正摘下口罩拍摄时可能只有几秒钟。

刚开始的几天,摄影队一天要在医院里工作12个小时,防护用品只有口罩。“我当时特别担心,每天晚上睡不着觉,如果队员感染了,不光对他们的家人没法交代,对被拍摄的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风险。”后来,经过协调,摄影队得到允许进入医护人员驻地拍摄。“这时拍摄进度就快了,基本上一个摄影师一天就可以拍一支医疗队,大概100多人。”

拍下了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

在1998年抗洪抢险、2003年抗击非典、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一线,都曾有李舸忙碌采访的身影。但这一次初到武汉,他仍感到“非常恐慌”。“那时候北京也买不着口罩,酒精也带不上高铁,整个气氛非常紧张。到了武汉还是冬天,没有暖气,又不允许开空调,有的摄影师睡觉的时候,连衣服都不敢脱,也不敢洗澡,每个人都很恐惧。”慢慢地,随着拍摄进度逐渐明朗,防护装备补充齐备,这种恐慌感才逐渐消失。

17年前,李舸就主动请缨,进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非典重症病房待了十几天。这一次,他的感受又大有不同。“那时候没有移动互联网,信息传递非常困难。而现在一部手机就能直播,很多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自媒体。尤其是在病房里没有家人的陪伴,这部手机就相当于新冠疫情的特效药,对安抚患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”

李舸在采访中发现,很多医护人员都和患者加了微信,下班之后就利用休息时间,与患者及时沟通病情,有时一通电话就是几十分钟,也起到了心理医生的作用。而患者则拍下了很多医护人员在病房里的工作照,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。

拍肖像照时,不少医护人员都会主动向李舸展示自己手机里的照片,“他们常说的是,特别惦记某某床的患者。”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感动了李舸,他以“你是我最牵挂的人”为题,拍摄了一组医护人员展示手机相册的照片。这组照片发表后,有网友评论说,看到了新时代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。

“疫情结束之后,你最想做的是什么?”在同期拍摄的小视频中,李舸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。据他观察,在援鄂医护队伍中,80后、90后占到了70%,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,“他们回答的最多的就是想多陪陪家人,武汉的经历让他们更加体会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可贵。也有女孩会说,希望国家能给分配个男朋友,因为她们平时的工作很忙,确实没机会谈恋爱。”还有很多医护人员是第一次来武汉,大家都说,“特别希望疫情过后能够回到武汉,吃一次热干面,登一次黄鹤楼,看一看樱花和长江大桥,和一起拼过命的武汉‘战友’再聚一次。”

摄影史上无前例的壮举

刚开始,一些医护人员不理解摄影队的工作,对拍照也有抵触情绪。“因为大部分都是女同志,又都很年轻,就担心拍出来不好看,毕竟脸上都是伤,状态也很疲惫,不愿意拍,我们也尊重她们的个人意愿。”等到照片出来后,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“有人后悔没拍上,还让我们给补拍了。”

从2月21日到3月底,4.2万人的肖像拍摄工作基本完成,历时一个多月。仅李舸一人,就拍摄了13支医疗队,完成了2000多人的肖像照。为了便于后期整理存档,拍摄时,李舸还请每一位医护人员在一张A4纸上写下自己的单位、姓名。他把这些文字资料也细心地保留了下来,“这些签名是一套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,我们在回北京的时候装了好几箱子,下一步打算和国家博物馆合作,可能会放到展览中。”

4月25日,李舸和中国摄协小分队告别了奋战66天的武汉,踏上回北京的列车。回顾4.2万张肖像背后的故事,李舸感慨地说,这不仅是他工作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经历,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无前例的壮举。“摄影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紧密相关的,它是最真实的记录。肖像照是最朴素的艺术形式,它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物,还有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,甚至是精神状态。所以肖像看似简单,所赋予的那种内涵却是非常丰富的。”

在他看来,现在很多人过度追求照片的冲击力,或者是光线、构图的讲究。而他更希望通过质朴的表达,传递影像背后深层的精神力量,“让人静静地去看、去思考,这个可能更重要。”比如,《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-19》画册封面那张照片,用的就是原图,没有经过任何后期调色。“而这名护士眼神中传递出来的坚毅、淡定,非常具有代表性。”

“我们不是为了摄影而摄影,也不是为了出所谓的大片来到武汉的。”李舸谈到,抗日战争时期,即将冲上战场的敢死队员在明知相机里没有胶卷的情况下,仍然会让摄影师对着自己按下快门,“要的就是那种信仰的力量。”他告诉记者,对“为天使造像”摄影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来说,这次武汉之行不是一次采访,也不是一次艺术创作,更多的是一次生命的体验,是一次精神的升华。“这样的状况下,每一张照片都是好照片,尤其是对于医务人员个人来说,每一张都是他最难忘的纪念。”(李俐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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