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犹豫，文章标题是不是应叫“含英咀华”。含英咀华，英和华都是植物界的馈赠。蔬菜是其中的先行者，是烈士，向它们致敬。还有一种植物，基本功能是审美，但偶尔也会进入杯盘，甚至被文人化，比如菊花。在中国画“四君子”图里，梅兰竹比较入画，就长相而言，菊花可能最不好画，很少有画家能把菊花画得有神，包括齐白石。有一次在单位附近的北京画院看齐白石特展，老爷子画中秋，虾和蟹都很精彩，配菊花，菊花没精打采，差了点意思。

不上相的菊花在中国人的杯盘里，特别是在中国文人的文字里，地位很特殊，相当于妙玉和探春的结合——既尊贵，也有难以道白的隐情。隐，几乎是菊花的标签。

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”陶渊明可以写出“采菊东篱下”，可以写出《归园田居》，可以写出《桃花源记》，有个人个性原因，也有时代潮流的推助。陶渊明生活的晋朝，被叶兆言在《南京传》里誉为文人的时代，并不是因为政治清明、经济景气，而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朝政更迭频繁，城头变化大王旗，当是时也，老百姓对朝政的热情严重减退，生活美学作为审美对象格外受到关注。生活美学的创造者、掌握文化知识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人阶层勃兴，“魏晋风度”“名士风流”这些词应运而生。魏晋风度不止一种，陶渊明属于隐逸派。学而优则仕，隐逸虽然不是光明正途，但也还在儒家所谓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序列，一些文人墨客往往以此为退路和归途。朝中有人好做官，朝中无人难做官，中外古今皆如是。翻看陶渊明的家世，虽不及王谢显赫，但也有光荣历史，其曾祖陶侃因有战功被封长沙郡公，祖父和父亲都曾入仕，陶家在江西浔阳算得上大族。到了陶渊明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随着家族衰落，即便学富五斗，最高职位也仅是七品彭泽令。官场等级森严，职位低，就得“摧眉折腰”。陶渊明干得不舒服，俸禄也不高，公子哥的脾气上来了，遂挂印辞官，退隐山林，结庐桑落洲。

在“陶渊明”的百度词条下，有两个“第一”比较打眼。一是“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”，一是“田园诗派创始人”。说到这两个“第一”，都绕不开桑落洲。桑落洲是古战场，据南宋成书的《舆地纪胜》卷31记载，大概位于今安徽宿松县、湖北黄梅县和江西湖口县三省交界处，中心位置在今安徽宿松县汇口镇归林村。“归林滩，古桑落洲也。”这是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印制出版的《长江图说》对桑落洲的记载。从三国名将周瑜练兵点将至今，长江主堤多次决、改道，桑落洲的行政归属也在不断改变，一会儿在安徽，一会儿是湖北，一会儿到江西。古今多少事，只能诗文见。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如果从人与河流的关系看，长江沿岸特别是中下游因为一直有居住历史，留下的人文痕迹更多。比如桑落洲，方寸虽小，却汇聚了周瑜点将台、九洲八卦阵、周瑜墓、巢湖城、牧鹅林、桃花林、五柳庄、归林滩、桃花源、雷池等诸多掌故。著名的“不越雷池一步”就典出于此。在桑落洲，最意外的是遇到牧鹅林，它矫正了我的一个知识点。文人多的地区，文化被传播的可能性就大，比如绍兴郊外的兰亭鹅池，因为实在太有名了，一直被我当作王羲之习书之处。孰不知，桑落洲的牧鹅林才是书圣得道的源头。桑落洲，旧属彭泽，王羲之的堂叔王舒是彭泽县侯，王羲之在此生活时，叔侄二人闲来无事常常登洲远眺成群结队地翔集水面的大雁。鹅是驯化的野雁。江州刺史李矩的夫人卫铄是王羲之的书法老师，在书家辈出的东晋，卫夫人以女流之身，能作为书家名世，确有超常之处，比如主张“师法自然”。据说，卫夫人卫老师要求王羲之学书法不能光躲在书房里练帖，要走到大自然里，赏雁姿鹅态，习山水树木之韵。桑落洲的牧鹅林，据说是王羲之驯鹅的林子，也是其书法灵感之源。后来有传说说卫夫人与王羲之乃姨侄关系，是不是姨侄关系，对于书法家王羲之来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以贵胄之身份，以王家书法之盛名，王羲之尚能青出于蓝胜于蓝并能成为一代书圣，我想大概得益于善习、勤习和多习。

桑落洲，是王羲之书法得道的地方，也是陶渊明“归园田居”，把自己缔造成田园派创始人的地方。陶渊明是个典型的宅男，彭泽也好，桑落洲也好，包括原籍宜丰，生活和工作的半径始终没有超出彭蠡湖即今鄱阳湖周边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“心远地自偏”与“心静自然凉”是一个道理，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，但恐怕也是当时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折射。东晋末年距今一千四百多年，虽然经过秦汉政治和经济休整，人口总量较诸侯争霸时期有所增益，但与今天比较，毫无疑问是小巫见大巫。人口少，人口密度自然就低，人和自然朝夕可见才有可能，也即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才会成为现实。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诗的后四句讲的都是南山美景和放松的心情。南山也即今天庐山，宋代阳枋有诗证曰：“阻风桑落洲，悠然见庐山。”作为田园诗派创始人，陶渊明写田园生活，不仅意象包括形象丰富独特，对于自然的描写生动贴切，而且每每都有新意。这就是他的高级。一个诗人，一个文学家，最后决定他能走多远的，是其视界和胸怀，说白了就是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式。农耕文明时代是这样，后工业文明时代也是这样，从农耕文明到后工业文明变化的不只是生存样式，还有看世界的方式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·米尔佐夫在《如何观看世界》一书里写道：“当印刷机发明，第一份出版物诞生时，人们不可能想象出大众文化水平提高会如何改变这个世界。两个世纪前，由于战场太大，想要看到全貌无法靠裸眼，于是精锐部队运用一些视觉化技术来想象战场的实际状况，而今天，这个技术已经转化到亿万人的视觉文化中。它令人同时感到困惑、无序、解放、焦虑。”视觉是一种文化，会演化成认识世界的方式，演化成世界观。世界观是一种选择机制，所处位置不同，出发点不同，对事物的认知也会不同，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作为隐者的陶渊明，世界在他的眼里，既是回返自然的真切，又是加了菊花滤镜的诗境。菊花因为陶渊明的缘故，被人格化，成了隐者的花，故今天还有“人淡如菊”一说。菊花是后来的事了。一千多年前的桑落洲，最有名的植物是大都督周瑜下令种植的桃林和柳林。三国时期此地属吴，都督来此安营扎寨，建巢湖城，照八卦图种桃柳二树。柳树九棵，到了陶渊明的时候，经历大水和战火摧残，剩下五棵。挂印归隐的陶渊明结庐五柳，“五柳先生”根出于此。桃树长成桃林，成了桃花源。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”桃林如此芬芳美妙，不乏诗人的艺术想象成分，当然也应该是江岸春景的实录。长江沿岸特别是中下游，气候四季分明，春季湿润多雨，桃花盛开的季节，就产生了一个带有香艳意味的词——“桃花雨”。

桃，发源于中国，花看起来娇艳，树的生存能力却极强，东西南北中，各种气候条件下均可栽培。中亚和欧洲的桃树也是丝绸之路打通后引种过去的。虽然各地都有桃树，但生在山重水复的江南，还是长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，桃花的气韵和风格多少还是有差异，有时候差异还不小。论到桃林的美，还是南方，因为有水，显得略胜一筹。

北京朝阳公园靠北的空地上有一大片桃林，是我春天必去的地方。早春三月，风吹过，落英翩跹，细弱的花片常被混淆成樱花，总以为是外来物种的入侵。北方的水土难道不应该只盛产浓烈香艳的大牡丹吗？这当然不仅是知识误区，也是文化偏见。桃，作为果实，在华北和中原的栽种历史可远追至春秋战国。春秋战国，华北和中原是中国的中心，人口密度大，随着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增多，种植业发达起来。《诗经·魏风》第三篇《园有桃》记载：“园有桃，其实之肴。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。不知我者，谓我士也骄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？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，盖亦勿思！园有棘，其实之食。心之忧矣，聊以行国。不知我者，谓我士也罔极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？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？其谁知之，盖亦勿思！”标点符号都是后来校注所加，可以忽略。这是一首居安思危、表达现实忧虑的诗。总体意思是提醒君王，在诸侯称霸、战火纷飞之际，魏是小国，虽然今天有吃的有玩的，但不能小富即安，要看到潜伏的危机。桃和棘，这个时候已是可食用果实，以此类比生活安逸富足。魏国的疆土大约在今天山西和河南一带。魏风，是魏国官方采录的民歌。《诗经》里，收了七首魏风。风的特点是“兴观群怨”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具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。魏风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相对突出，小学课本里收录的著名批判官腐的《硕鼠》一诗也出自魏风。阅读的有趣在于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比如从《诗经》里，从《园有桃》里，可以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细节，读到人类对于食物的探索和实验，读到植物学常识。桃，汁水丰美，被广泛食用还可以理解。棘，其实是一种果肉少味道酸的小枣，口感并不好，今天北方盛产的大枣应该是它的N次升级版。大枣是冀鲁陕豫的甜，苹果、桃、梨、西瓜等也大多如此。北方水果日照时间和生长期长，糖分积累多。比如西瓜，这些年物流便捷后，北瓜南下，南方人夏天才可以经常吃到沙甜的西瓜。从前在南方，夏天买西瓜是一项技术活。母亲长得娇小，西瓜上市了，下班回来手上总要费劲地抱个瓜。切西瓜时，开瓜的瞬间，如果是清脆的声音，瓜裂了，那是运气好，不仅甜，还可能是沙瓤。但如果一刀下去切不动，还要再使点儿劲，八成不甜，甚至不熟。过去的人生活节俭，不甜和不熟的瓜也大多不扔，母亲说比白开水甜。南方燠热，东西搁不住，吃瓜都得当天买，最好是瓜蒂见青。我来北方后，夏天最开心的就是可以闭着眼睛买西瓜，而且，如果是豪爽派，可以一次买几个，堆在家里，慢慢吃。北方，南方，没有好歹，气候不同，食性不一样。哪怕是同样的西瓜，南方和北方都会有不同的吃法。

采集大自然的果实作为食物，是食物的第一阶次。在人类食物谱系里，花朵大量进入食谱，也应该是在早期阶段。当人类开始定居，农业发达起来，五谷以及果实可以大量栽培后，对于花的食用开始大幅减少。再往后，以花之名，能够进入食物的越来越少。偶尔被食用的花，基本上属于锦上添花，不仅美味，而且规格高，要求高。比如俗称黄花菜的萱草花，是北方菜谱里木蓿肉的主角。在我们皖南，南瓜开花的时候，能干的主妇用面粉裹上花朵放进油锅软炸，我们叫“南瓜拖”（音），甜香鲜嫩的滋味无比难忘。这种吃法，在别处再没有见过。南瓜开花实在太美了，大概不忍心采摘，更不会用到油炸这种残酷的吃法。但对于舌尖，确是美好的记忆。

菊花和桂花也会进入食谱，比如做成各种甜点和饮料。杭州的桂花有名，直到十二月大雪纷飞，老浙大的校园里还飘着桂花的香味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往往会用烫开的水冲藕粉，关键是一定要加两勺桂花。没有桂花的藕粉，杭州人是不吃的。杭州出文人，文人去的也多。文人好吃，也会吃，吃完还会写，于是这种吃法就传播开了。比如菊花。关于菊花的最早记载，据说是《礼记·月令》，中有诗云“季秋之月，鞠有黄华”。“鞠”就是菊。从屈原的《离骚》开始，菊花入了餐盘，“朝饮木兰之堕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看起来很美，吃起来什么滋味？以花入菜，特别是花蕾部分，质地硬实，入味恐难。所以，桂花可以成为甜点的配料，但当不了主角。我吃过一道凉菜，是将茉莉花和鲜杏仁加盐加芝麻油凉拌，颜色好看，青青白白，吃起来确实一般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吃过正经拿菊花的花朵当食材主料的菜，但春天时，用菊花的嫩叶和鸭蛋做汤，是江南的一道特色菜，我们的土话叫菊花老（音）。鸭蛋必得油煎，切成块，然后下到汤里，菊花叶最后点进去。这道菜的主角看起来是鸭蛋，但压轴的是菊花叶，吃的是芬芳四溢的山野之香。陶渊明是菊花的知音。陶渊明采菊何为？我想无非两大为：一是作为审美对象插在花瓶里，二是作为食材下下油锅，泡泡菊花茶。东晋喝不喝菊花茶，没考证过，真不敢瞎说。以陶渊明之清淡性格，菊花似乎只合吟诗作画用。但我想，陶渊明不还有“文学史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”的名号吗？诗酒不分家，何以佐酒？菊花也。这似乎才见出一些风雅。

古人的酒多是自酿的粮食酒，诗酒不分，酒既是饮料，饮酒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古人写诗是常态，酒自然也每每入诗。流传至今的名句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都是魏晋之后的唐诗。唐之前，像陶渊明大量以“饮酒”为题，一写就是二十首，并有名诗名句传世者，一时还真想不出他人了。这二十首诗，隐逸是基本主题。“采菊东篱下”一句出自《饮酒·其五》，也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。陶渊明之后以酒而名的诗人，毫无疑问是李白了。据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统计，李白现存一千零五十首诗，百分之十六即一百七十首与酒有关，如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，等等。李白爱喝酒，酒量似乎也大，是“一杯一杯复一杯”。但李白最有名的是因为醉酒溺水而亡，埋骨当涂大青山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，浪漫主义的特征是始终葆有青春激情，这就使我们错以为李白要比杜甫年轻，要比杜甫酒量大。杜甫因为诗歌沉郁顿挫，显得年长老成。其实不然，也是郭沫若的统计，杜甫不仅比李白年轻能喝，而且一生写了三百首饮酒诗，比李白要多一百多首。杜甫的饮酒诗中流传较广的是《曲江二首》。曲江，即今天西安的曲江区。杜甫生在盛唐，盛唐的曲江是当时长安城最大的名胜风景区，位于长安城南的朱雀桥东边。“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且看欲尽花经眼，莫厌伤多酒入唇。江上小堂巢翡翠，苑边高冢卧麒麟。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。”杜甫在“其一”里写到的“苑”即唐代曲江芙蓉苑，今天的曲江新区前些年也仿造建了个大唐芙蓉园，味道似乎不太对。“朝回日日典春衣，每日江头尽醉归。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传语风光共流转，暂时相赏莫相违。”这是“其二”，比“其一”流传更广。“胜地初相引，余行得自娱。见轻吹鸟毳，随意数花须。细草称偏坐，香醪懒再酤。醉归应犯夜，可怕李金吾。” 杜甫这首《陪李金吾花下饮》，被诗论家称为“婉而多讽”。诗写得好而且酒也能喝的大文豪还真不少，比如苏东坡。“父老喜云集，箪壶无空携。三日饮不散，杀尽村西鸡。”豪放派的苏东坡写饮酒，也是“三日饮不散”，一派酒鬼豪气。“三日饮不散”，其实也怪不得苏东坡。东坡是诗人，也是水利学家，一生修了三条大堤，“东坡处处筑苏堤”。最有名的是杭州苏堤。西湖长期淤塞过半，湖水干涸，湖中长满野草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。元佑五年，苏东坡做杭州知府的第二年，动用民工二十余万，疏浚西湖，建三塔（三潭印月），修筑纵贯西湖的长堤即苏堤。其他两条苏堤，一条是其被贬颍州（今阜阳）时，在颍州疏浚西湖并筑堤；一条是被贬惠州，也疏浚西湖并修长堤。“三日饮不散”，说的是在颍州筑完长堤后与百姓同欢共饮一事。以东坡的文名和行政能力，似乎应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才是，但观其一生，运途颠簸，南南北北，上上下下，几乎没有停息。这个时候，苏东坡的实事求是、变通旷达的优点表现出来了，入世，也出世，交友广泛，好朋友中就有佛印和尚这样的出家人。有大隐之气的苏东坡，比较经得起折腾。

桑落洲在陶渊明笔下是田园牧歌，是桃花源。成为田园派需要硬件条件，最起码要有可以养活自己及家小的土地，有可以“结庐在人间”的基本金，有可以吟咏欣赏的风花雪月。风花雪月中，风、月和雪都要拜大自然所赐，可遇不可求。只有花是可以种植，可以主动作为。陶渊明之后的唐代诗歌鼎盛时期，菊花屡屡直接入题。“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黄。陶令篱边色，罗含宅里香。几时禁重露，实是怯残阳。愿泛金鹦鹉，升君白玉堂。”这是李商隐的《菊花》。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这是元稹的《菊花》。在李商隐和元稹的诗里，陶家直接入了典。“满园花菊郁金黄，中有孤丛色似霜。还似今朝歌酒席，白头翁入少年场。”这是白居易的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。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这是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。在白居易和孟浩然的诗里，菊花入眼，也入了席。

北京的山大多在西边。住在东边的朝阳，二十年前，推窗可见西山。这种场景今天看来是梦境了。二十年前，单位分房，房改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，老老少少很兴奋。依据各种标准打分、排队、领房。轮到我们，毫不犹豫地选了朝西的房子，无它，视野好，楼下有花园，抬头见西山。因为遥远的西山，夏天的西晒，冬天的西北风，都可以忍受。人人都爱西边的西山，有摄影组的同事，甚至在西窗常年架设了一台高倍专业照相机，记录西山四时晨昏变化。遗憾的是，不出三年，这个小资情调便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粉碎。绵密的楼缝间，偶或才可见到西山的倩影，还得在雾霾不来光临之时。看好莱坞科幻大片，常常能看到类似镜头：当地球部落化，视域外的空间或宇宙不再漫漫无边，找到在一个相对局外或安稳的角度，把变化放在不变的镜头下观察，原本焦虑的心境会放松一点。这是美国人解决焦虑的方式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中国古人善于把自然对象化，做隐逸派，天人合一，物我两忘，忘却了，就不存在什么“三千烦恼丝”和“人间阿堵物”了。我们做不成隐逸派，建设生态文明还是要呼吁一下的。

对了，一直在想，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，为什么偏偏菊花最不入画？想来想去，大概是骨骼的问题。梅兰竹，在中国画里，都是以少胜多，以瘦胜肥，所谓“骨骼清奇”也。菊花，即便被称为淡菊，也还是草叶丰茂、花形圆满，故而比较起其他三种，较难画出神采来：画得太饱满，不像君子样；画得瘦弱，不符合实际。另外，菊花除了古人说的“黄华”外，紫色、白色、红色、绿色等等，应有尽有。还有一种叫大丽菊的，我小的时候养过，开出来的花瓣儿长长短短，像萝卜丝，也像狮子狗的卷毛,当然，它已经不同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菊花，它是洋品种，来自墨西哥。

刘琼，艺术学博士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，现居北京。曾获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 优秀评论奖、《雨花》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优秀评论奖、中国报人散文奖等。著有《聂耳：匆匆却永恒》《通往查济的路上》等专著。刘琼女士2020年在《雨花》开设“花间词外”专栏，此为专栏第一篇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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